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其酷儿理论开山之作《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Between Men: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中，揭露了隐藏于英国文学传统异性恋叙事之下的男同性恋脉络，进而说明了父权社会通过强制性异性恋秩序（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唤问（interpellate）其标准男性（Default Man）^[3]主体，而将女性、男同性恋等群体边缘化、客体化的运作机制。男性在对这一机制所预设的“标准男性” ^[4]的识别、臣服和相互承认中，形成男性纽带（Male Bonding）而成为“标准男性”群体的一员，获得父权社会的主体权力，而女性、男同性恋则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沦为被限制和支配的客体。

    于此，塞吉维克显明了父权社会性别政治的权力结构及其再生产机制，但她同时强调，这一机制既有共时性又有历时性，必须沿着这两条轴线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在不同时空、不同阶级如何生产出不同的“标准男性”，而形塑不同的性别政治格局及诸性别群体之关系。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将塞吉维克所显明的父权社会标准男性再生产机制概括为三个核心概念：“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 desire）、恐同和厌女症”^[5]，而塞吉维克用以统摄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分析工具则是情欲三角（Erotic Triangles）。换言之，情欲三角是塞吉维克在共时性意义上为标准男性再生产机制所作的基本图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和厌女在情欲三角这一结构内发挥作用。

    塞吉维克的情欲三角理论是对雷内·伊阿（René Girard）^[6]和弗洛伊德的批判性继承，其核心观点认为欲望是在对他者及其欲望的认同中产生的。男性在对标准男性的认同中产生了对女性的欲望，而男性对女性的欲望根底上是对男性他者的欲望，只不过后者是（或很大程度上是）同性社会性欲望而非同性情欲。因而，对塞吉维克来说，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实质上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是借由女性这一中介同男性他者建立纽带，而女性则在这一传递过程中被排除在外。

    塞吉维克借由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情欲化阐释，具体说明了情欲三角中标准男性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厌女。塞吉维克指出，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存在一个由诗人和英俊少年、黑肤女郎构成的情欲三角，即男性主体和他的两个欲望对象。在这一三角关系中，黑肤女郎意味着“压倒性的、末世论的负面道德”，是对“主动性、欲望和权力的垄断”，作为行动主体发挥作用，而同时又是地狱般的容器，“而其他人则是被容纳的东西”；英俊少年则是被动的、单纯的、圣洁的，“作为单纯的客体发挥作用”。至于诗人，他“是主动动词的主语，是事件发生的地点”，作为“思想的主体而不是行动的主体来发挥作用”^[7]。在诗人眼中，英俊少年象征着标准男性，他代表着“无人能达到的单纯和忠诚”，“具有力量来吸引、集中其他男人的爱”。诗人愿意承担一切他和英俊少年交往中的不和谐因素，为此不惜精神分裂。而对于黑肤女郎，诗人则将她同一切不和谐因素混同，认为她有着虚假的美好表象和具有传染性的罪恶本性，诗人需要不断和她对抗以避免被其诱惑，而被带上通往地狱的单向道路。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男性同性之间的关系是空间性的、稳定的，即便是羞辱性、竞争性的关系，也因毕竟是分享或参与了男性权力而显得圣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异性关系则是时间性的、不稳定的，男性和女性的交往，无论是任何关系，都会使得男性有本质性的堕落^[8]。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情欲三角中，女性总是作为终将被抛弃的工具、潜在阻碍和危险而出现。在早期十四行诗中，女性是男性建立纽带的工具，诗人向英俊少年灌输“认同男人，欲求、掌控女人”的异性恋意识，“欲望试图在女性身体上并通过这些身体而与权威男性建立起牢固的伙伴关系”^[9]。而在晚期十四行诗中，亦即男性纽带缔结之后，女性则成为了男性交往之间的潜在阻碍和危险，拥有让男性沦为女性、沦为客体的可怕力量。因而男性“要做彻底的男人就必须要获得把女人当成工具利用的方法，并冒着被她转化的危险”^[10]，女性由是被彻底压迫而边缘化，成为性别的亚类，即第二性。

    概言之，男性同性社会性是在将女性及其特质作为男性及其特质的对立物而边缘化的过程中生成的，厌女是其最基本的属性。当男性获得并分享权力，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成为社会主流之后，男性为了避免沦为女性化的客体，产生了恐同心理，将男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对立物而边缘化。

    塞吉维克认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本是由男性同性社会性和同性情欲构成的连续体，这两种欲望高度相似，界限非常模糊，难以分别。而为了维系强制性异性恋秩序，持续生产支配女性的标准男性，这一连续体被历史性地截断，同性情欲被同性社会性压抑和排斥了。在对哥特小说的分析中，塞吉维克指出恐同是一种恐怖主义式的统治工具，它的关键不在于将特定的哪些人划归为男同性恋加以压迫，而是形塑一种可以操控所有男性同性关系的杠杆。这一杠杆“通过暴力的随机性而成为可能”，“同时不会摧毁它所作用的身体”。它只是以其不成比例、无法预测的恐怖性暴力威逼被唤问的男性主体形成畏恐心理，使得男同性恋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会被暴力，顺直男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一定不会被暴力^[11]。在这种畏恐心理的作用下，男性自觉地认同和服从强制性异性恋秩序，隐藏、回避、抗拒或极力排斥、攻击同性情欲。在《男人之间》中，塞吉维克并不关注男同性恋的群体特殊性，而是将其放入强制性异性恋秩序性别政治格局这一整体加以观照。和恐同最根本的关涉并非同性恋经验，而是顺直男如何因为“恐同的敲诈性而受到控制”，以及恐同如何影响“整个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形状，以及它对妇女的作用”^[12]。

    至此，塞吉维克在情欲三角的框架内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和厌女症相互贯通，图解式地说明了父权社会如何依赖于厌女和恐同来生产标准男性及其纽带。上野千鹤子将此通俗地概括为：“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13]。用塞吉维克的话说，则是标准男性在情欲三角的框架内通过欲望和认同的复杂游戏“与他们所处的社会进行协商，进而获得权力”。但塞吉维克也强调，情欲三角不是一个普适的、永恒的分析工具，而是一个敏感的记录器。这一框架内诸机制、诸群体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历史性的、不确定的。譬如恐同就并非必然存在的，古希腊针对少年的浪漫爱即是一个例外^[14]。再如男同性恋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对抗的或联盟的，对塞吉维克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塞吉维克只能确定在父权社会，厌女是比恐同更基本的机制，而男性针对于男性的恐同是厌女的^[15]。因而，要运用情欲三角去分析性别政治，必须考虑其历史性。

    塞吉维克自述写作《男人之间》的目的是为了“用性这个主题来显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某些历史范畴对文学批评的有用性”^[16]。具体来说，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中试图将共时性的激进女性主义和历时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综合，将性（sexuality）作为性别（gender）和阶级之间进行意义交换的点，去考察性别政治如何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互动中被定义和修改。在《男人之间》中，塞吉维克以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男同性恋叙事为中心，说明了英国从贵族社会到商业资本社会、工业资本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变迁，如何同性别政治相互影响而形塑了不同的性别群体形象及其关系。

    塞吉维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阐明了英国在从贵族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性别政治的基本范式从乡村社会嬗变为核心家庭，恐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而女性的客体化形象也从公共交易品转变为私人消费品。二是在此基础上重返20世纪初之前的一段时间，打开将英国当代同性恋印象固定下来的褶皱，呈现英国当代男同性恋形象本来可能的多样面向。

    塞吉维克认为，贵族社会性别政治的基本范式是乡村社会，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主要以“戴绿帽”（cuckoldry）为主，女性被作为公共交易品在男性之间流通，能在这一流通中运用机智（wit）进退自如的男性则是标准男性。而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崇性主义（sexualism）取代了机智，成为表述各种形式的流动性和权力诉求的社会溶剂。性被泛化了，一切社会交往都被转译为性的语言。塞吉维克指出，在这一阶段，对性的制约从宗教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转移到了一套复杂的世俗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上去，如国家、现代医学和个体心理学等。这一转移要求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中出现一个日益受到压迫的、具有侵略性的恐同分化（恐怖主义式的恐同机制于此生成），同时核心家庭的重要性及其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意义日益增强。在对《亚当·比德》和《亨利·埃斯蒙德》的男同性恋阐释中，塞吉维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用高度特异化的核心家庭取代了相对一体化的乡村农庄。标准男性是这一核心家庭的主人，被安置于一个理性化的、自由的公开工作领域之中，而女性则相对地被限制于难以理性化的、私密的家庭领域内，作为男性的私人家奴，只能在家里守望男性。于此，女性从一个和乡村农庄有着松散联系的、“具有相对权力和独立性的位置”转移到“更为受限的位置，成为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中的母亲，而这个家庭与经济生产场所之间，只是一种被边缘化的关系”^[17]。资产阶级男性从贵族阶级男性那里接过了主宰女性的道德权威，以新的标准男性形象来执行“定义和复制，以及利用和污辱女性”的结构性功能^[18]。

    标准男性形象的变化，也影响着与之相对的男同性恋形象的变化。塞吉维克认为，在资产阶级男性取代贵族阶级男性的维多利亚时代，存在着三种同性恋风格：贵族式的、中产阶级式的和工人阶级式的。贵族式的男同性恋同优雅高贵、淫乱堕落相联系，充满艺术气息。工人阶级式的男同性恋则是暴力的、强制的。中产阶级式的男同性恋则缺乏风格，显得沉默而多变，其同性情欲和儿童的幼稚相联系，是一种未成熟的无能表现。随着中产阶级话语权的扩大，这三种男同性恋形象开始混同，中产阶级的男同性恋话语开始跨阶级传播。这一话语挪用了工人阶级的暴力，将其指向了堕落的贵族。一种围绕男性强奸（Male Rape[19]）构建的男同性恋制度逐渐确立，它将男同性恋和贵族风格捆绑，中产阶级对贵族的僭越和驱逐也便和标准男性对男性同性恋的边缘化相重合，而其驱逐的方式从哥特式的心理恐同外显为男性强奸，即以性暴力将对方贬斥为不配参与权力的性客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男性强奸发生的阶级场域转向帝国式的种族-异域场域。

    在对惠特曼诗歌和王尔德事件的接受阐释中，塞吉维克指出在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话语内部，男同性恋形象也原本有着三种面向：赛门兹式的、卡彭特式的和劳伦斯式的。前两种形象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对男同性恋的描述要和阶级利益相联系，必须将其适当地放到传递性别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各种具体制度和形式的语境下去理解。但最终劳伦斯式的男同性恋形象成为了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话语的主流形象，这一形象将性和阶级分离，以王尔德式的贵族化男同性恋形象的普遍化叙事抹除了具有“具有中产阶级取向，但在意识形态上是民主的，具有阳刚气，仿古典，理想主义，具有个人风格的男同性恋政治版本”，男同性恋彻底的女性化、私密化了，它不再同政治斗争相关，它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的潜在联盟也被忽略了，男同性恋变成了“无关爱的强迫症和无关政治的情欲”^[20]。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塞吉维克将其研究视角聚焦于男同性恋群体，被认为是对当时欧美女性主义的女性特质幻想、分离主义倾向和同性恋恐惧倾向的反拨和纠偏^[21]。塞吉维克对强制性异性恋秩序的揭露和颠覆，既显明了男同性恋、女性等边缘群体在反抗标准男性上的贯通性，也指明了这种反抗不能局限于某一特殊的边缘群体，而应着眼于性别政治全局。尽管塞吉维克在其自身学术生涯的情动转向后，反思《男人之间》过分依赖于“欲望-压抑”理论范式，把复杂的情感放置于欲望的驱动之上，存在着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但她在本书中对多种性别群体内在联系和交往的观照，已经暗含了她情动转向后差异化的包容视野：抹除掉标准男性的0和1，让世界在大都市的群体冲撞中走向n＞2的新未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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